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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

摘要: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與新發展理念緊密相關,是新時代解決社會主要矛盾的重大舉措,是對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進一步豐富。現代化經濟體系由“六個體系一個體制”組成,其關鍵是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展實體經濟以及完善“三有”經濟體制。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提出豐富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關鍵詞:現代化經濟體系;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2018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進行第三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國家強,經濟體系必須強,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既是一個重大理論命題,更是一個重大實踐課題,要從兩者的結合上進行深入探討。[1]

一、新時代和新的社會主要矛盾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時代背景和根本依據

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的開拓創新和奮力拼搏,特別是十八大五年來全方位、開創性的成就以及深層次的、根本性的變革,黨的十九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有特定的時代內涵,能夠吸收借鑒發達經濟體的優勢,避免其曾經在工業化過程中的慘痛教訓,并且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趨勢,高起點融入世界分工體系。新時代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不僅要有科學的技術,還要有合理的結構,不僅要生產出高新科技產品,還要能有效將其提供到所需的地方,推動全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因此,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新時代對現代化認識的深化和實踐的創新。社會主要矛盾是對現實國情的基本判斷,我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歷史時期,什么時候正確認識并處理社會基本矛盾,就能制定出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事業就能取得大發展,反之則出現重大失誤。我們黨先后提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和過渡時期的社會主要矛盾,并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勝利。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后,我們黨先后于1956年八大、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和2017年十九大在現實國情變化的基礎上提出社會主要矛盾。2017年十九大提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離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已有三十六年,現實國情已經發生明顯轉變。一方面,城鄉居民的需求能力顯著提升、需求結構不斷升級、需求層次日趨高端化;另一方面,滿足人民需求的能力顯著增強,在能力體系方面,具有較為強大的財力和物力、全球競爭力和資源配置能力也顯著提升、科技創新全面展開,在制度保障體系方面已經初步建成較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脫貧攻堅取得顯著成效。與此同時,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日益凸顯。在發展不平衡方面,區域、階層、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不僅存在,還很明顯;教育、醫療、文化及其他公共產品的分配也不公平,這種不平衡的狀況還在加劇。在發展“不充分”方面,發展質量比較低、發展水平不夠高、發展的廣度和深度不夠,創新能力欠缺、制度供給不足。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轉換既凸顯了矛盾的同一性,也彰顯了解決矛盾的可能性。這種調整是與時俱進的重大理論創新,側重于“量變”,側重于矛盾兩個方面“度”的提升,而不是“質變”和“本源”發生根本性改變。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仍然把滿足人民需要作為著眼點,邏輯結構仍然是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相互關系,總體上仍然是供給不能有效滿足需求的矛盾。但是,矛盾在供給側和需求側兩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甚至是質的轉變,解決矛盾的理念、方式和路徑也顯著不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求是全方位的,因此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也是全方位的,現代化經濟體系能實現高質量產品和服務的供給、“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均衡協調共同作用、發展動能轉換再造及可持續發展,因此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從經濟發展角度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必由之路。[2]

二、新常態和新發展理念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時代機遇和指導思想

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經濟呈現出新常態,這是對十七大報告提出的“兩個堅持”和“三個轉變”的進一步深化。自十七大以來,一方面,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另一方面,努力實現需求結構、產業結構以及要素投入上的轉變。這一系列舉措已經取得較好效果,我國經濟格局發生了很大變化,經濟總量占全球15%左右,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我國不僅經濟規模在絕對量上持續增長,和世界第一的距離在逐步縮小,也正從上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階段邁進,全球影響和作用與以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中國正在實現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到集約型的轉變,在經濟增長的同時更注重經濟發展,努力實現發展質量和結構的轉變。目前,服務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已經超過50%,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最為突出,我國經濟結構已經具備向后工業化時期演變的特征。經濟進入新常態,發展面臨的難題,也是發展必需解決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盡管中國在扶貧減貧方面經驗豐富、成績斐然,新時代經濟新常態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仍然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展理念經歷了從無到有、從慢到快,從科學發展到高質量發展的轉變。先后于改革開放初期提出了快速發展理念,新世紀提出了科學發展理念,新時代提出了新發展理念[4]。新發展理念是我國進入強起來的新歷史時期,經濟進入新常態,面對新的社會主要矛盾,關于發展的指導思想。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發展一般要經歷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四個階段。次貸危機以后,各主要發達國家都在搶占新一輪科技浪潮的制高點。因此,一方面,要強化科技創新,關鍵是瞄準世界科技發展前沿,強化基礎研究,包括應用基礎研究;另一方面,加強國家創新體系建設,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倡導創新文化,鼓勵社會主體積極投身創新創業,加強產業創新,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協調是現代化經濟體系重要內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通過鄉村振興和區域協調發展來破解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綠色發展是建設美麗中國的必然選擇,中國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接受并提倡可持續發展理念,提出了生態文明建設、節能減排、低碳發展,并且收效良好。“十九大”對建設美麗中國做出了推進綠色發展、著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以及改革生態環境監管體制等部署。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改革開放四十年成就了中國的繁榮、創造了中國的輝煌,中國將堅定不移地沿著開放的道路走下去。當前,外部環境發了深刻而復雜的變化。世界經濟深度調整,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緩慢,新興經濟體增速回落,全球貿易增長低緩,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發展中國家加速融入經濟全球化,面對新的國際經濟形勢,我們唯有大力實施開放發展戰略,方能贏得先機。共享是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關鍵。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以人民為中心”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體現和奮斗目標。共享發展理念在制度上落腳于收入分配和公共服務兩大民生問題,具體途徑是建立完善的收入分配制度和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近年來“效率與公平并重、發展與分享共存”的改革穩步推進。[5]

三、新時代的戰略安排和戰略目標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具體規劃和基本框架

英國是世界上第一個工業化和現代化國家,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預言“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后者未來的景象”,即“現代化”是發達工業國和不發達工業國之間的區分。中國是工業化、現代化的后發國家。新中國成立以后,社會主義改造總路線的主體內容即社會主義工業化。毛澤東從“農、輕、重”、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經濟基礎和國防建設等三個方面論證了“以蘇為鑒”、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模式。隨著建設社會主義探索的推進,毛澤東又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戰略目標和“兩步走”的戰略步驟。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提出了更加適合中國現實國情的,從溫飽、小康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三步走”發展戰略,十五大提出了“新三步走”發展戰略。十八大以后提出了“新四化”,即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十九大報告提出了新時代的戰略安排,即通過兩個“十五年”的努力,建設一個“五位一體”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現代化涉及的領域從“三位一體”不斷延伸和拓展到“五位一體”。十七大報告中第一次提出“現代化產業體系”這一概念,“現代化產業體系”立足于探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成為發達經濟體所需具備的產業結構,其核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建設全面實現現代化的物質基礎,更主要是實現高質量發展[6]。現代化經濟體系是在生產效率提高基礎上,為進一步優化經濟結構而提出的,目的是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和動力變革,構建實體經濟、現代金融、科技創新及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搭建產業基礎。現代化經濟體系由現代化產業體系、市場體系、收入分配體系、城鄉區域發展體系、綠色發展體系、全面開放體系以及發揮市場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經濟體制等“六個體系一個機制”構成。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要特征具體表現在六個方面:即更高效益的經濟水平和經濟增速、更高質量的經濟增長方式、更平衡的區域和城鄉發展格局、更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更全面的對外開放、更完善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及其空間布局結構和協調程度。[7]新時代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必須把握好幾個關鍵問題。一是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推動高質量發展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首先任務。高質量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也是能夠解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發展。堅持質量第一,實現高水平經濟循環。當前,我國供給結構不適應需求變化的矛盾明顯,經濟循環不暢突出。因此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滿足個性化、多樣化、升級了的消費需求,實現經濟循環暢通。堅持協調發展、效益優先、綠色發展、以創新為核心以及共創共享。不斷推動經濟轉型,提供更多高質量產品和服務。堅決打好三大攻堅戰,加快完善公共服務體系,不斷開創高質量發展的新局面。[8]二是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必須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首先,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問題集中在供給側,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是受社會生產力局限,屬于供給側的問題;其次,結構性失衡是當前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和矛盾根源,“三大失衡”的深層次原因還是由于供給側一系列結構性失衡,經濟循環不暢;再次,當前宏觀經濟面臨的風險既有潛在通脹壓力又有經濟下行壓力,其深層動因還是在供給側結構性失衡;最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著力點在于生產者,生產者效率的提高主要體現在結構變化效應上,結構變化關系到經濟質態變化,因此以結構變化為落腳點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具意義。三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處理好實體經濟和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的關系。首先,處理好實體經濟與科技創新的關系,使科技創新在實體經濟發展中的貢獻不斷提高,讓科研活動產業化;其次,處理好實體經濟與現代金融的關系,使現代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能力不斷增強,發展現代金融為社會提供更多可供理財的優質資產;再次,處理好實體經濟與人力資源的關系,優化人力資源支撐實體經濟發展,要提高實體經濟的盈利能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大幅提高制造業技術工人的福利待遇和社會地位。四是建設市場機制有效率、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三有”經濟體制。中國經濟奇跡表明了社會主義國家市場取向改革的重大成功,“三有”經濟體制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重要環節。要更好而不是更多地發揮政府作用,“更好”的標準是不缺位、不越位、不錯位;要把“放手”當作最大的“抓手”,對權力清單外的事務政府要多做“減法”;“放手”不是“甩手”,要為市場活動制定規范,進行監督和仲裁,為市場健康發展提供充足的外部條件。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要解決的問題不是短缺而是過剩、不是數量而是質量、不是有無而是好壞,重點要解決重大結構失衡問題;不是從部門分割的角度,而是從要素投入的角度明確了未來產業體系建設的新目標;不是一味強調人力、知識和技術在增長中的決定作用,而是強調更多發揮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的協同作用,以及這些要素如何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問題。因此,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蘊含了重大經濟理論創新,豐富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寶庫。

作者:周雨風 單位:重慶醫科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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