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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謠言刑法規制解析

網絡謠言與我們現實生活中的謠言有很多相似之處,不同的是,網絡謠言需要通過網絡這個傳播媒介進行傳播,這使得它與現實生活中的誹謗、誣陷等有很大的區別。因此,本文所說的網絡謠言,是指在互聯網上形成并傳播的,沒有事實根據或者是空想產生的不真實信息。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廣大網民是網絡世界的主角,由于每個人的主觀意念不同,從而導致各種邪念的產生,再加上互聯網的便利性和快捷性,為犯罪活動提供了更加有利的途徑,使得網絡謠言犯罪越發頻繁。網絡謠言不僅在網絡上,而且在現實生活中,都會對人們產生極壞的影響。目前,我國對網絡謠言的刑法規制還不夠完善,因此有必要在立法層面來加大對網絡謠言犯罪的治理,盡最大可能來消除網絡謠言對人們的生活和工作帶來的不良影響。

一、網絡謠言刑法規制的必要性

根據相關統計,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國網民規模達8.02億,互聯網普及率為57.7%;2018年上半年新增網民2968萬人,較2017年末增長3.8%;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7.88億,網民通過手機接入互聯網的比例高達98.3%。[1]。目前,我國網民的數量還在不斷增加,信息的傳播速度也在迅速加快,只要在互聯網上產生一個謠言,很有可能很快就導致人們喪失理性認識,從而不辨真假,群起跟風,造成社會秩序的動蕩和人們內心的恐慌,非常不利于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比如2010年的山西“地震謠言”[2],當地震謠言蔓延期間,人們的內心驚恐不安,生活變的雜亂無章,一些內心脆弱的人甚至產生自殺的念頭。還比如2011年的“搶鹽風波”[3],全國多地超市的食鹽被搶購一空,當搶購潮逐步退去,各地又紛紛涌現退鹽一族,可謂“買也匆匆,退也匆匆”,嚴重影響了人們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美國對網絡謠言犯罪的懲罰比較嚴格,他們制定了許多相關法律對網絡謠言犯罪進行了規制。美國刑法規定,在網絡上散播或者捏造沒有根據的事實,而對他人的利益造成嚴重損失時,就應當受到刑法的制裁[4]。我國現行的刑法對網絡謠言沒有進行明確的定義,雖然刑法分則中有許多條文規定了該犯罪,并且《刑法修正案(九)》也對其作了進一步的規定,但是由于現在網絡的不斷發展和網民的不斷增加,使網絡環境更加復雜和難以管制[5]。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的轉型階段,網絡謠言的傳播,極易損害普通民眾的合法權益,而普通民眾的內心往往是比較脆弱的,當遇到對自己不利的事件時,往往會第一時間埋怨政府,從而很有可能導致民眾對我國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產生質疑,對政府產生信任危機,這將非常不利于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而如果不采取合理而有效的措施來治理網絡謠言問題,民眾往往會用極端的手段去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而他們的自我保護行為常常會產生更加嚴重的后果,從而對社會秩序和人們的生活產生不良的影響。所以,我國刑法應該適應社會發展潮流,不斷完善刑法體制,對違法犯罪分子進行嚴厲的制裁,加大對網絡謠言的管理和法律規制力度。

二、網絡謠言刑法規制存在的問題

(一)對網絡謠言的認定缺乏明確標準。首先,言論自由是我國憲法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之一,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雖然有關法律對言論自由進行了一定限制,但基本上都是行政法規對其進行的規范,網絡謠言也是如此。刑法對網絡謠言的規制還不夠完善,雖然我國刑法對網絡謠言進行了一定的刑事處罰,刑法分則也對其進行了規定,但都是簡單的罪狀。其次,現代社會發展迅速,科學技術也是日新月異,這也為網絡謠言的傳播提供了許多便利,刑法分則的那些罪狀已經不能適應現代社會多種形式的網絡謠言犯罪,根據罪刑法定原則,“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這就為不法分子提供了法律的空檔,讓他們更加肆無忌憚地進行網絡謠言的傳播,從而嚴重擾亂社會秩序,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目前,我國刑法對網絡謠言的規定較少,不利于法官對相關案件的審理。(二)對網絡謠言犯罪主觀方面的規定只有直接故意。目前,我國刑法對網絡謠言犯罪主觀方面的規定,都是直接故意,也就是說,行為人明知道自己的行為會產生危害結果,但是行為人沒有抑制這個損害結果的發生,而是任由該結果的發生。但是現實生活中,有許多都是過失地去制造謠言或者傳播謠言[6]。這在主觀上是沒有直接故意,但是卻給他人的合法權益造成了嚴重的損失,如果這不構成網絡謠言犯罪的話,那么人們的合法權益將得不到保障,這顯然有失公平。所以刑法對網絡謠言的規制存在主觀方面上的缺陷,應盡快加以完善。(三)對網絡謠言的處罰在刑期上較為偏低。在法定刑方面,我國目前的刑法對網絡謠言的處罰比較寬松,在刑期上也較為偏低,對行為人的處罰不夠嚴厲,使得他們敢于冒著被刑法處罰的危險進行犯罪。我國刑法一般對網絡謠言犯罪判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這樣的處罰比較輕,使得罪刑不平衡,這也是網絡謠言刑法規制的缺陷之一。犯罪行為只有具備刑事違法性、應受處罰性和社會危害性等特征,才會受到刑事制裁,如果情節顯著輕微,沒有產生重大影響,將不會受到刑法的處罰,所以說不是所有傳播、散布網絡謠言的行為都能成為網絡謠言犯罪的客體[7]。互聯網具有兩面性,它既能給我們的生活和學習帶來方便,也有可能給我們帶來許多麻煩,我們對互聯網的管制還不夠完善,給某些不法分子的違法犯罪行為留下了許多空間,而網絡謠言則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種。為了維護社會秩序和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我們必須加強對網絡謠言的研究與探討,對傳播、散播網絡謠言的行為進行分析與處罰,嚴厲懲治違法犯罪行為,以維護互聯網秩序的良好運行。(四)對網絡謠言的制裁范圍過窄。目前,我國刑法相關規定僅僅對危害國家安全、破壞社會經濟秩序、侵害公民的合法權益的網絡謠言行為進行處罰。隨著社會的發展,以上規定已經不能夠適應不斷出現的新問題,也就是說,如果網絡謠言沒有涉及國家安全、恐怖信息、商業信譽和商品聲譽等,就不會受到刑法處罰[8]。2018年10月28日10時,在重慶發生了全國上下高度關注的“公交車墜江事件”[9]。在這個事件剛發生沒多久,網上就傳出是由于紅色轎車上的女司機逆行導致公交車墜江,并且公安機關還將其控制。后經過多次調查監控,最終還了女司機一個公道。但是這個事件給女司機及其家人帶來了極大的痛苦,在事情剛發生時,該名女司機遭到“人肉”,網上各種謾罵聲不斷,女司機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當我們把所有的關注點都放在死去的乘客和公交車司機身上時,卻忘記了女司機曾經遭受的巨大創傷。那么,當時網上傳聞的發布者應不應該受到處罰?應該受到什么樣的處罰?如果女司機因為這件事自殺或者近親屬承受不住壓力造成其他嚴重后果,又該誰來承擔這個后果?對此我們應該進行反思。

三、網絡謠言刑法規制的完善措施

(一)完善網絡謠言散發和傳播的刑事責任制度,提高法定刑。目前網絡謠言的種類繁多,傳播速度極快,在互聯網的各個領域都比較泛濫,這主要是因為我國刑法對網絡謠言犯罪沒有制定嚴厲的處罰制度。如果想要很好地防止網絡謠言犯罪,就應該提高對它的刑罰標準。首先,我們應該將輕罪和重罪區分開來,對于造成嚴重后果的網絡謠言犯罪,應該給予更加嚴厲的處罰,判處的刑期應當提高,這樣會對網絡謠言犯罪行為人產生極大的威懾力,使其不敢輕易進行網絡謠言犯罪,這必將有利于從主體上來控制網絡謠言犯罪的根源。對此,刑法可以適當地增加更加嚴厲的刑罰,比如對其剝奪政治權利甚至判處無期徒刑。由于我們已經進入了互聯網時代,以后我們每個人都會接觸到互聯網,甚至我們的衣食住行都與互聯網息息相關,互聯網已然是我們的第二個世界,互聯網世界與我們的現實生活也基本類似,所以我們必須加大對互聯網的管制,加大對網絡謠言犯罪的規制,適當地提高法定刑的標準。(二)擴大對網絡謠言犯罪的認定。由于我國現行刑法分則中對網絡謠言犯罪的主觀方面的規定只有直接故意,導致許多行為人利用這個空子進行過失的網絡謠言犯罪,從而導致網絡謠言的不斷泛濫。所以,只從直接故意方面來判斷是否是網絡謠言犯罪,已經不能夠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所以應當將“過失”也納入網絡謠言犯罪的主觀方面的判斷標準之中。也就是說,即使是無意產生的傳播或者制造網絡謠言的行為,只要對法定的權益造成損害并且情節嚴重的,就應當給予刑事處罰。這樣,不僅有利于保護人們的合法權益,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遏制了行為人制造或者傳播網絡謠言的行為。通過擴大刑法對網絡謠言犯罪的主觀方面的規定,能更好地管制網絡謠言犯罪,也進一步完善了刑法體系。(三)完善刑法體系,健全刑罰制度。目前,我國刑法還不夠完善,這也是網絡謠言犯罪問題沒有得到很好遏制的一個重要原因。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國刑法的有些條文已經不能夠滿足現實社會的需要,所以在很多情況下要對其進行一定的修改和完善。刑法體系的不斷完善,會使網絡謠言犯罪得到相應的處罰,即使刑法對某種新型的網絡謠言沒有明確的規定,也可以根據其他相關的法律條文進行分析。當遇到一個法律上沒有明確規定為犯罪的行為時,法官可以根據其他的原則或者條文進行分析,然后做出公正裁量。所以我們要不斷地通過對刑法體系的完善和對刑罰制度的健全來改善網絡環境,治理網絡謠言犯罪。(四)完善誹謗罪自訴轉公訴的銜接機制。目前,犯罪分子通過網絡這個媒介進行誹謗的行為越發頻繁,但是,由于網絡的虛擬性,被害人很難有效地收集有關犯罪分子的相關證據,而且誹謗罪屬于自訴案件,司法機關不能主動進行審查,這使得網絡誹謗行為更加猖獗[10]。因此,要治理網絡謠言的犯罪行為,不應只進行刑法上的規制,還應當結合其他的方法來進行綜合治理。具體來講,就是要完善誹謗罪自訴轉公訴的銜接機制。當然,網絡誹謗罪自訴與公訴的銜接應遵循受害人自己意愿的原則。受害人如果不提起相關訴訟,司法機關不能進行審查。只有當受害人提起訴訟之后,如果確實具有證據不充分等情形時,在遵循受害人意愿的前提下,相關機關可以及時進入該案件中來,利用我國司法機關的偵查力量來實現對犯罪行為的追訴。(五)加強對網絡環境的治理。網絡環境和現實的社會生活秩序一樣,如果網絡環境失去了秩序,同樣會導致混亂,甚至產生更為嚴重的后果。所以在刑法中應當對網絡服務商的職責進行規定,這樣可以給予網絡服務商一定的壓力,從而使他們能盡到自己該有的管理職責。擴大信息公開制度,提高信息公開質量,這樣可以使網絡謠言的傳播者和制造者很難進行謠言的傳播或者制造,讓他們暴露在陽光下,然后利用刑法的規定進行懲罰[11]。所以,將刑法規制和其他的治理方法綜合起來,將有利于網絡謠言犯罪的治理,并且能更加迅速高效地解決網絡謠言犯罪問題。

四、結語

我國刑法對網絡謠言的規制在適應條件和范圍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必要對其進行進一步的完善,所以筆者正是將網絡謠言的刑法規制作為研究對象,從其適應條件、適應范圍、監督機制等方面提出了一定的拙見。對網絡謠言刑法規制的完善,將有利于我國立法的進步。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法制的健全,我國刑法對網絡謠言問題的相關規定也會得到進一步的完善,網絡謠言問題會得到很好的解決,人們因網絡謠言而被侵害的合法權益會得到更好、更全面的保護,從而過上安定而美好的生活。

作者:張浩 尹曉波 單位:安徽財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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